對黨忠誠 · 服務人民 · 執法公正 · 紀律嚴明

CAMPUS DYNAMIC

理論教學

首頁  >  思政教育  >  理論教學
分享到:

中國新一輪改革:直面三大“關口”考驗

日期: 2013-11-11 發布者: admin

35年改革開放,成就了中國今天“世界第二大經濟體”的奇迹。

環顧全球,世界經濟格局正在深度調整,高速增長的中國列車也開始減速。全世界矚目: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的中國改革,將如何引領中國經濟涉險灘、闖關隘,續寫發展奇迹。

“發展與轉型”關:亟待突破傳統增長模式束縛

2013年秋冬之交,揮之不去的霧霾再度肆擾中國。

對處在轉型關口的中國,霧霾絕非僅是環境的災害,更是對中國高能耗增長模式的嚴重警示。

十多年來,我國屢屢加大淘汰落後産能的力度,但卻陷入“産能越去越多”的怪圈。

化解産能過剩之難,折射出中國經濟轉型之艱。

“表面看是産能過剩,實際上是一些地方政府盲目競爭上項目,造成重複建設‘遍地開花’。”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說。

今年6月,發酵于銀行間的“錢荒”現象,將隱藏在中國經濟背後的地方債務激增、影子銀行、房地産泡沫等風險問題放大,暴露出更多中國經濟轉型必須直面的痛處。

“這些問題,與地方追求GDP的政績觀有關,暴露出傳統增長模式的弊端,經濟增長缺乏內生動力。”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張斌說。

近幾年,地方政府公司化趨勢明顯,不少地方打著推進城鎮化旗號搞造城運動,政府經營城市,土地拍賣“地王”頻出,房價越調越高……

“中國提出轉變增長方式已近20年,爲什麽成效不夠顯著?根源就在于體制性障礙。”經濟學家吳敬琏指出,唯有推進市場化改革,方能爲經濟轉型升級鋪平道路。

盡管中央提出“不以GDP論英雄”,但不少地方領導口頭上講轉變發展理念,實際上走的還是投資爲主、追求GDP高增長的老路,喜快憂慢。

轉不動的背後,還有現行土地、金融、財稅、價格等機制不完善帶來的諸多制約,地方政府缺乏自主財源、服務業等新興産業難以成爲經濟主導力量,導致産業結構調整滯後。

發展與轉型,宛如拉動中國經濟騰飛的“雙翼”,只有找到二者間的“黃金平衡點”,在發展中壯大經濟穩住就業,在轉型中提升經濟質量和效益,才能確保增速“換擋”期的中國經濟行穩致遠。

黨的十八大以來,我國出台一系列舉措宣示深化改革、加快經濟轉型的決心:全面審計地方政府債務、出台化解産能嚴重過剩矛盾改革“路線圖”、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設、鼓勵科技創新……

“對中國來說,結構性的改革措施更像一劑苦口良藥,暫時會帶來一些痛苦,但有助于保持經濟健康,避免今後可能的更大危機。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新任駐華首席代表阿爾弗雷德·席普克說。

目前,中國(上海)自由貿易試驗區的啓動,成爲中國打破體制機制壁壘的新突破。各界期待,十八屆三中全會能釋放更多財稅、金融、土地、價格等體制機制改革動力,爲中國經濟升級轉型保駕護航。

“政府與市場”關:劃清相互的邊界

青島市高新區今年推出一項重要改革:原先管委會大包大攬的六大政府職能,如今“掐掉中間,只留兩端”,將科技園區建設、融資、評估、運營四大環節交給市場,政府更多注重做好規劃和服務。

如何理清政府和市場的界限,用政府權力的“減法”換取市場活力的“加法”,這是處在深水區的中國改革必須跨過的難關。

當前,我國行政審批事項依然過多,少數地方、部門設置審批、許可的隨意性大,程序不規範,束縛了企業、公民參與經濟活動的積極性,容易出現權錢交易等腐敗行爲。

不僅如此,如果政府對市場經濟的主體不能一視同仁,也會束縛社會資本的活力。

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是支撐國民經濟的兩大支柱,但占中國企業總數九成以上、總量突破千萬家的民營企業發展仍面臨諸多障礙。

“打破行業壟斷,未來必須進一步減少行政審批,放開市場准入,打開長期存在的‘玻璃門’‘天花板’。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部研究員張立群說。

“一些政府部門過度幹預經濟的背後,存在部門利益的驅動。”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說,少數政府部門的這一傾向已成爲與民爭利的根源。

理清政府與市場的界限,從根本上轉變“萬能政府”形象,建設服務型政府,並非易事。“推動政府自身改革,等于拿刀子割自己的肉,每走一步都不容易。”汪玉凱直言。

隨著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開啓大幕,推進國務院機構改革、取消下放數百項行政審批事項、實行公司注冊資本“零門檻”、叫停公款考察性出訪、大力度反腐倡廉……今年諸多改革釋放出調整利益動真格的攻堅信號。

觸動利益比觸及靈魂還難。曬“三公”經費細賬、推官員財産公示、減並政府機構、打擊貪汙腐敗……面對一個個“硬骨頭”,改革期待進一步突破。

“公平與正義”關:努力實現共享共富

近一段時間,養老金改革成爲社會爭論的焦點。除了養老金缺口巨大引發社會擔憂,更多爭論是針對雙軌制帶來的社會不公。各界期待新一輪改革能推進這一問題的解決。

曆經35年改革開放,中國解決了物質短缺,提高了百姓物質生活水平,但教育、醫療、社會保障等公共産品的短缺成爲社會發展的新矛盾。城鄉二元關系更導致一系列起點不公平問題。

當今,中國約2.6億農民工已成爲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,但戶籍、就業、社保、子女就學等一道道“門檻”,卻令他們不能與城裏人享有同等教育、醫療、社保以及就業機會。

財富分配不公引發的貧富差距問題,也成爲影響社會穩定的一大隱患。

過去十年,反映貧富差距的中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一直都在0.4的警戒線以上。多地爆出的“房姐”“房叔”事件,社會上關于征收房産稅、遺産稅的激烈爭論,都凸顯出全社會對收入分配改革的高度關注。

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說,要破解這一難題,只有通過體制機制改革,堵住導致收入分配扭曲的一系列制度漏洞。

“中國社會過去的一致性正在向多樣性轉化,特別是個人主體意識的崛起,在推進社會進步的同時,也加大社會治理難度。”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。

實現公平正義,是發展的活力源泉與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,也是中國在社會轉型期必須跨過的關口。

今年以來,國家出台了一系列保障起點公平的改革舉措,提高重點高校招收農村學生比例;推進公平市場准入;營造公平的就業環境……傳遞出促進權利公平、機會公平、規則公平的改革方向。

就在十八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幾天,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份旨在推進公正司法、提高司法公信力的改革意見,引發廣泛關注。

“冤假錯案是司法公信的大敵。”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雲騰說,下一步將深化司法改革,讓“法律之門”向公衆敞開,實現司法爲民,公正司法。

實現公平正義,傳遞著中國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標—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廣大人民。